师：同学们，今天我们来学习高中统编教材语文下册第八单元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。我们来看任务三，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朝为臣，素有私谊，但在变法问题上看法不同，很多方面针锋相对。请同学们从他们的立场出发，体会古代士人的担当精神。
首先，了解一下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。王安石变法发生在宋神宗时期，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。变法以发展生产、富国强兵、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，以理财、整军为中心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社会、文化各个方面，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。
这次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，充实了政府财政，提高了国防力量，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的非法渔利。但变法推行过程中，因部分举措不合时宜、执行不良，造成百姓利益受损，如保马法和青苗法。且变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根本利益，遭到强烈反对，最终失败。
接着，了解一下司马光其人。司马光，字君实，号迂叟，陕州夏县涑水乡人，世称涑水先生。他是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，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后代。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及第，累迁龙图阁直学士。宋神宗时反对王安石变法，离开朝廷。15年主持编纂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元祐元年去世，追赠太师温国公，谥号文正，名列元祐党人，配享宋哲宗庙廷，图形昭勋阁，从祀孔庙，称“先儒司马子”，从祀历代帝王庙。
有人这样评价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关系：他们是文学上相近的政友。比如，一个反对新法的官员死后，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，其中有讽刺变法的话。好事者将墓志铭献给王安石，以为王安石会迁怒于司马光，没想到王安石却把铭文挂在墙上，向门下之士称赞：“君实之文，西汉之文也。”《邵氏见闻录》曾引司马光摘记，记载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：“好读书，能强记。虽后进投贽及程氏诸人有文集者，读一过则成诵在口，终身不忘。其属文，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文成，观者皆服其精妙。”在政治上，他们被视为不相容的政敌。
熙宁元年（公元1068年），司马光与王安石发生激烈争辩。因河北受灾，国用不足，宰相曾公亮等建议举行南郊典礼时停止赏赐，神宗将意见交学士院讨论。司马光从节流着眼，主张停止赏赐；王安石从开源立论，认为国用不足是没任用善于理财者。两人意见相反且互不相让，这是新法前的一次交锋。后来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（副相）主持变法，司马光反对新法，与王安石有过无数次交锋，书信往来只是其中之一。神宗去世后，司马光任宰相。皇帝询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，司马光说王安石嫉恶如仇、心胸坦荡、忠心耿耿。皇帝说：“卿等皆君子也。”
1086年，王安石去世，司马光预感到他身后可能遭世俗鄙薄和小人凌辱，立即抱病写信给左相吕公著：“介甫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。方今，当矫其失、革其弊，不幸介甫谢世，反复之徒，诋毁百端，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。”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很恰当，他认为王安石文章气势常人不及，议论多带锋芒，没有平庸之气。后来朝廷根据司马光建议，追赠王安石为太傅，谥号为“文”。王安石大权在握时，皇帝询问他对司马光的看法，王安石对司马光大加赞赏，称司马光为国之栋梁，对其人品、能力和文学造诣都给予很高评价。正因如此，司马光虽失去皇帝信任，但未因大权旁落陷入悲惨境地，得以从容退隐，吟诗作赋，生活优渥。
通过以上材料可知，两人政见不同、多有交锋，但都不失君子之姿和君子之风。我们再来看几段《与王介甫书》的资料：“光今所言，正逆介甫之意，明知其不合也。然光与介甫，趣向虽殊，大抵介甫欲去民之疾苦，介甫欲去民之积弊，大归则同。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，使天下之民受其泽；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，救天下之民。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。故敢易陈其志，以自达于介甫，以尽友之义，其舍之取之，则在介甫矣。”
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就是：我现在所说正好与您意思相反，明明知道不合您心意。但我与您虽政治趋向有别，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。您正想得到相位来推行治国之道，让天下百姓受惠；我正想辞去官职来实现个人志向，拯救天下百姓。这就是我所说“和而不同”的含义。所以敢于略陈志愿，亲自传达给您，以尽朋友情谊，至于是采纳还是拒绝，就全在您了。
在司马光的《与王介甫书》中还有一段话：“孔子曰：‘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’君子之道，出处语默，安可同也？然其志，则皆欲立身行道，辅世养民，此其所以和也。”同样翻译过来就是：孔子说，君子能做到意见一致却不盲从附和，小人只是盲从附和却不能做到意见一致。君子处事待人的道理，或出外行事，或安居静处，或发表议论，或保持沉默，怎么能盲从附和呢？但他们的志向都是想树立事业、实行政治主张、辅助社会、养育百姓，这是他们一致的地方。
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书信来往，能看出他们作为士人的担当精神。司马光在《与王介甫书》中以“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，以致天下怨谤”几点指责王安石，王安石也在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中以“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，以授之于有司，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为天下理财，辟邪说，难壬人，故知其如此”反驳司马光。
两人观点不同，但正如司马光所说，他们都是为天下百姓考虑。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变法立场上，一个被认为是保守派，一个被认为是革新派，虽立场不同，但态度之下都体现一种共同担当——立身行道，辅世养民。龙榆生在《古今名人书牍选》中说，他们虽政见不同，但出发点都在“福国利民”四个字上，所以两人往复辩论，态度光明磊落。从王安石和司马光身上能看到士人的担当精神。
那么，什么是“士”呢？许慎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解释是“事也”，意为善于做事情、有能力的人。班固在《白虎通》中解释为“通古今，辨然否，谓之士”。班固在《汉书·食货志》中又解释为“学以居位曰士”。范晔在《后汉书·仲长统传》中解释为“以才智用者谓之士”。总括起来，“士”就是指有知识、有思想、有能力、有一定地位的读书人。孔子和早期儒家从一开始就郑重赋予“士”使命感和责任感。例如，曾子说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再有，孟子说：“如欲平治天下，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也？”